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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史天天讀】他們,是百年黨史中的“風流人物”

2021-08-30 16:19:10 來源: 中國法院博物館、人民出版社、湖南高院 作者: 

何叔衡

何叔衡(1876-1935),湖南省寧鄉縣人。26歲奉父命參加科舉考試,中秀才,但拒絕在縣衙內任職,而在鄉間教了五年私塾。1913年春,37歲的何叔衡考入湖南第四師范學校。

一年后,該校并入湖南第一師范,何叔衡得與毛澤東相識,共同探討救國救民真理,互為知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1918年4月14日,毛澤東、蔡和森等人在長沙發起成立新民學會。何叔衡在新民學會中年齡最長,待人極為熱情,做事也十分踏實刻苦,后當選為新民學會委員長,開始主持學會的工作。1921年6月29日,何叔衡與毛澤東代表湖南的共產主義者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共“一大”召開之后,毛澤東與何叔衡返回湖南創建了第一個省支部——中國共產黨湖南支部,積極投身到黨的事業中。此后,何叔衡服從黨的安排赴莫斯科學習并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1930年夏,何叔衡回到上海,此時由于大革命的失敗,國民黨制造“白色恐怖”,導致國內革命形勢異常嚴峻。根據革命需要,黨組織決定派何叔衡到中央蘇區開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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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叔衡(1876-1935)

在赴中央蘇區前,何叔衡與女兒一起吃飯時說道:“作為共產黨員就應該是不怕死的。我們從入黨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給黨了?!闭菓汛е@份信仰與使命,他踏上了瑞金的土地。

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毛澤東當選為政府主席,何叔衡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27日,何叔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之后他又兼任內務人民委員部代部長、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等多個職務。一時間,“檢察、民政、司法、干部訓練教育、內務后勤等,都由他主管?!比蝿辗敝?,責任重大。當時,何叔衡已年過半百,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他未曾有任何怨言,不辭勞苦,夜以繼日地為黨工作著。他因具備多方面才能,善于解決各種復雜難題,在中央政府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中央蘇區德高望重的五老之一(在中央蘇區,何叔衡、徐特立、謝覺哉、林伯渠、董必武五人,被譽為黨內“蘇區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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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最高法庭印章

何叔衡工作嚴肅認真,一絲不茍。面對中央蘇區復雜的革命形勢,何叔衡始終堅持依法辦案,對一些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他都親自出馬進行調查了解,掌握第一手材料,再進行分析研究,作出最后判決處理?!爸於嗌彀浮本褪瞧渲幸焕?。

1932年5月24日,何叔衡拿著一份判處朱多伸槍斃的判決書愣住了。何叔衡下鄉檢查工作時,曾多次與朱多伸接觸,根據自己對朱多伸的了解,何叔衡覺得這個案子后面必有隱情。何叔衡背起行李下鄉進行調查核實,結果是朱多伸有一些罪過,但主要是他多次舉報的鄉干部企圖借此報復他。經過仔細審查、反復推敲后,何叔衡在涉及朱多伸的瑞金縣蘇裁判部第20號判決書上寫道:“關于朱多伸判處死刑一案,不能批準,朱多伸由槍斃改為監禁2年。根據口供和判決書所列舉的事實,不過是貪污懷私及冒稱寧、石、瑞3縣巡視員等等,是普通刑事案件,并非反革命罪。且朱多伸組織游擊隊,參加過革命,又年已72歲,因此減死刑為監禁?!边@一判決,體現了何叔衡踐行“罪刑相適應原則”的法治精神。

何叔衡對黨內存在的貪污腐敗行為十分擔憂,認為必須要開展反貪污斗爭,“反貪污的斗爭,是執行蘇維埃一切戰斗任務不可分離的部分”。為了準確地掌握各地的實際情況,他經常派干部分批輪流下到蘇區各地,檢查各種貪污浪費、違法亂紀、偷稅漏稅、失職瀆職的行為,調查落實各種檢舉、控告材料。在審理案件時,何叔衡更是堅持原則,執法如山。他認為:“人民叫我當法官,我就要為人民當好這個法官,絕不冤枉一個好人,也決不放過一個壞人?!彼麑南旅鎴笊蟻韺徟陌讣?,每一件都要親自查閱案卷,仔細審查,反復推敲。

1932年初夏,何叔衡接到群眾舉報稱,瑞金縣委組織部長陳景魁濫用職權、欺壓群眾,舉報人強烈要求何叔衡主持正義,還百姓一個公道。何叔衡接到這份舉報信后大吃一驚,為了慎重起見,何叔衡還是決定先去調查核實。何叔衡到了當地,有一名婦女李秀梅向他哭訴:陳景魁在一次駐村工作時,強行用酒灌醉她的兒媳并強奸,兒子氣憤地向區政府告狀,陳景魁聞訊后派人在半路攔截并把他打傷。何叔衡聽了這名婦女的哭訴后又向其他群眾了解核實,結果又發現陳景魁在村里還強奸了另外三名婦女,并與一位寡婦經常廝混。同時還查明陳景魁拉攏結交一伙賭徒、打手、惡棍,經常在一起打牌、酗酒,強攤款物,對不服從者施以打壓報復。

何叔衡以臨時最高法庭主席的名義簽發了對陳景魁的逮捕令。很快,何叔衡就收到一封裝有子彈的恐嚇信。有人勸何叔衡說:“陳景魁有一幫黑勢力,千萬要小心!”何叔衡輕蔑地笑道:“共產黨人生來就是與黑勢力作斗爭的!這幫惡棍若不除掉,民眾何以安寧?”何叔衡毫不退縮,決意要將陳景魁法辦槍決。就在這時,有人傳言:“中央某領導人講了,陳景魁不能殺?!焙问搴飧遣粸樗鶆?,堅定地說:“我身為執法干部,要排除干擾!沒有膽氣和硬勁兒,就難以主持公道!沒有公道,民眾如何生存?!革命如何發展?!”何叔衡速戰速決,將陳景魁公審后槍決,其他惡棍與打手也分別受到了嚴懲。李秀梅一家人為感激何叔衡,特地釀了一壺香米酒送去答謝。何叔衡婉言謝絕說:“我本是專門與那種向群眾索要財物的壞人作斗爭的,怎么能反過來收受你們的東西呢?”對此,李秀梅一家和村民們深受感動,于是“何青天”的美名便在蘇區傳開了。

左祥云案是當時反腐反貪的典型案件。為迎接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瑞金召開,中央政府決定興建中央政府大禮堂、紅軍烈士紀念塔等“六大建筑”,將建筑施工任務交給此次大會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負責。中央政府為解決經費、材料等問題,采取發動群眾購買公債、鼓勵捐獻、節約、支援建設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萬元的資金和物資。工程于1933年8月動工,到11月,有人舉報左祥云與總務廳事務股長管永才聯手貪污工程款,經常大吃大喝,還強迫群眾拆房,隨意砍伐樹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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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址

何叔衡當即組織人員對此進行調查,發現左祥云在任職期間勾結反動分子,貪污公款246.7元,并盜竊公章,企圖逃跑,背叛革命。何叔衡查實后大吃一驚,氣憤地說:“這些都是蘇區人民的血汗錢呵!是老百姓勒緊褲帶省下來的呀!竟被這些貪官肆意揮霍,天理難容!”毛澤東親自下令扣押左祥云聽候處理。1934年2月13日,蘇維埃最高法庭進行公審,判處左祥云槍決,并追究領導責任,相關領導人分別處以監禁、苦役等處罰。這些案件細節,體現了何叔衡重調查、重事實、重證據、重程序,公正司法的高貴品質。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后開始長征,何叔衡被安排留守蘇區。1935年2月11日,何叔衡在向福建突圍轉移的途中,不幸被敵人包圍,跳崖壯烈犧牲,時年59歲。犧牲后,他被群眾安葬在梅逕村的山坡上,新中國成立后,謝覺哉同志為其墓碑題寫了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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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龍巖市長汀縣水口鎮何叔衡同志紀念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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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新中國成立后,為了紀念在上海長期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李白,以他為原型,拍攝了電影《永不消逝的電波》。電影中的李俠對黨忠心耿耿、為革命英勇獻身的事跡,真實地再現了李白烈士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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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

李白,原名李華初,曾用名李樸,化名李霞、李靜安。1910年5月出生于湖南省瀏陽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湘贛邊秋收起義,1930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成為紅四軍通信連的一名戰士,后任通信連指導員。

1934年6月,李白調到瑞金紅軍通信學校第二期電訊班學習無線電技術,結業后分配到紅五軍團任電臺臺長兼政治委員,參加了長征。

全國抗戰爆發后,1937年10月,李白受黨組織派遣,化名李霞,赴上海擔任黨的秘密電臺的工作。在日寇與汪偽軍警特務等麇集,環境極其險惡的上海,李白克服各種困難,負責上海黨的地下組織與黨中央的秘密電臺聯絡工作,用無線電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間的“空中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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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夫婦與孩子合影

到1939年,工作環境更加險惡,黨組織安排女工出身的共產黨員裘慧英與李白假扮夫妻掩護電臺,開展工作。兩人在共同的革命斗爭中產生愛情,后經地下黨組織批準結為夫妻,成為秘密斗爭之家。

1942年9月,日軍在對秘密電臺的偵測中,逮捕了李白夫婦。日寇對李白施以種種酷刑,但他堅不吐實,一口咬定自己是私人電臺。1943年5月,經黨組織營救獲保釋。

出獄后,黨組織將李白夫婦調往浙江,安排他打入國民黨國際問題研究所做報務員。他化名李靜安,往返于浙江的淳安、場口和江西的鉛山之間,利用國民黨的電臺,為黨秘密傳送日偽和美蔣方面大量的戰略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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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2日,李白在獄中寫下最后一封家書

抗戰勝利后,李白回到上海,繼續從事黨的秘密電臺工作。1948年12月30日凌晨,在與黨中央進行電訊聯絡過程中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測出電臺位置而被捕。被捕后,李白經受了高官厚祿的利誘,遭受了各種酷刑的逼供,但他始終堅貞不屈,敵人始終沒有能夠從他口中得到一點想要的信息。

1949年5月7日,在上海解放前夕,李白被國民黨特務秘密殺害,犧牲時年僅39歲。


謝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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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覺哉,名維鋆,字煥南,1884年4月27日出生于湖南寧鄉沙田鄉堆子村肖家灣一個農民家庭。中國早期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法律工作者、社會活動家,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

棄醫從教,以身許黨,前清秀才走上革命道路

謝覺哉四歲從師讀蒙館,11歲讀完了四書五經。1902年春天,他就讀于小金砣館,在這里結識了姜夢周、王凌波以及何叔衡。他們四人志向遠大,興趣相投,先后投身革命。因為傳言革命者都是年輕人,于是幾人都把胡子留著打掩護,被后人稱為“寧鄉四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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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時期“寧鄉四髯”合影。從左至右:王凌波、何叔衡、姜夢周、謝覺哉

1905年,21歲的謝覺哉考中秀才,之后,他擔任過塾師,行過醫。目睹官吏橫行,豪紳肆虐,百姓生活極端困苦的事實后,他越來越深地感覺到:“社會的病大于人體自身的病?!?920年,36歲的謝覺哉應何叔衡之邀離家赴長沙任《湖南通俗報》主編,該報揭露政治黑暗,批評錯誤思想和社會陋習,文字犀利辛辣,因“宣傳過激主義”的罪名于1921年6月25日被迫???。

同年,謝覺哉在毛澤東等人介紹下加入新民學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在給家人的信中寫道:“我國在這十年內若不振興,必至亡國,說不定至于滅種,萬不能在這要生不生要死不死的路上停滯。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許黨?!?/p>

實事求是,為民謀利,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謝覺哉是新中國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在江西瑞金期間,他參與起草了《選舉法》《土地法》《勞動法》《稅收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犯條例》等法律法規。

1946年6月,中央法律問題研究委員會成立,謝覺哉擔任主任委員。他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觀點,堅定鮮明地指出:“中國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則。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制定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合情合理,即是好法?!?/strong>在謝覺哉主張的這些立法原則下,1946年11月28日,中國第一部全新的革命的憲法草案《陜甘寧邊區憲法草案》完成。此外,他還參與起草了《民法》《土地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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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謝覺哉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到任后他強調要切實改變辦案質量不高的問題,把案子辦得更準確、更細致、更踏實。當時各地法院報批死刑采取的是電報報案的形式,謝覺哉指出:最高人民法院一定要看案卷。他說:“殺人一定要慎重,一個人只有一個腦袋,殺掉就不能再安上,我們一定要對人民負責?!?/strong>最終,中央批準,實行報案同時報送案卷的規定。他還以身作則,帶頭閱卷,使一些重大疑難案件得到正確的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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